抗战老兵孙有光。本报记者 刘平摄
96岁的老战士孙有光精神矍铄，聊起80多年前打鬼子闹革命的经历，眼神和语气中透着淡然和从容。
儿子说，父亲孙有光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嗜好，一心就是工作和学习。面对保送大学的机会，孙有光说：“我还是自己考吧”，最终顺利考上了大学。
但比起曾经在安阳战役中策反伪军、侦察鹤壁、参与战斗的传奇经历，“考大学”倒成了最不显眼的一件事了。
1929年1月，孙有光出生在河南安阳一户贫苦家庭。家中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一大家子靠父亲做木工活维持生计。孙有光走上革命道路是被“逼”的，这还要从长兄孙有运说起。
孙有运比孙有光年长15岁，上过私塾，心灵手巧，很早就学会了木工活。假如没有日军侵华，或许这会是一个木工家族手艺传承的故事。
可历史没有“假如”。1937年7月7日，日军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启全面侵华，铁蹄逐步南踏。孙有运与别人合开的木材铺在战乱中难以自保。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安阳地区抗日风潮涌动，孙有运加入了当地的抗日组织，后加入“万金渠水利自卫团”并担任团长。自卫团明面上是地方民间武装组织，实际上由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秘密指导工作。
“万金渠水利自卫团”是从鬼子手里拿到的“番号”。自卫团无力与日寇硬碰硬，为保存力量，只能表面上和敌伪方面“拉关系”，逐渐发展抗日地下武装。
自卫团一面假意向日寇汇报常年“平安无事”的“治安情况”，一面进行着地下工作：收集和传递情报、向根据地运送物资、开辟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地下交通线……
孙有光说，当时自卫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冀鲁豫根据地和新四军之间的军队干部、家属，不少都是由大哥孙有运、三哥孙有丰亲自护送的。
1943年的八月十五，是孙有光一生难忘的日子。日寇在频繁的情报泄露、作战失利后，发现了自卫团与八路军的关联，次日出动一万多名日伪军意图剿灭自卫团。
“当时日本人说自卫团是‘明投日军、暗通八路’，其实哪有什么暗通，早就是八路军的部队了！”孙有光说。
日军围剿之下，自卫团被打散，孙有运被残忍杀害，多年后被追认为烈士。孙家房子被烧，孙父不堪打击不久病故。时年14岁的孙有光被抓后，被俘的堂兄孙有智告诉他要改名换姓，最终他因年纪小才被释放。
长兄的牺牲并没有吓退少年孙有光，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太行五分区安阳抗日武装工作大队（安工队）。
安阳抗日武装工作大队成立于1943年10月，一直在安阳汤阴平汉路以西敌后打游击。加入安工队后，孙有光作战英勇，打了不少场游击。他说：“我们走到哪儿，人民都是向着我们，人心都是向着共产党的。”
1945年6月末至7月初，太行军区集中9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支队，在3万余民兵和自卫队的配合下，对日伪军发起攻击。太行军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安阳战役打响。
安工队中大多是当地人，熟悉安阳地区日伪军的情况。安阳战役中，安工队负责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并给主力部队做向导。
用几个简单的词就能概括孙有光在安阳战役中的任务——策反、侦察、向导、战斗，但每一个词背后，都是惊心动魄。
战前，孙有光随安工队成员到鹤壁东的赖家河村，成功争取到多名伪军领导起义，为后续鹤壁战斗扫清了部分障碍。劝降多名伪军之后，孙有光又接到任务，带主力部队派遣的侦察员一同去鹤壁侦察。
两人经过一番乔装改扮来到鹤壁，一路摸到伪暂编第九师副师长杨振兰的驻地，直至一处挂着“太行山剿共总司令部”牌子的大院，孙有光看到有伪军士兵站岗，默默记下。
一番探查和询问下来才得知，这处所谓的“司令部”只是虚张声势——“别看挂的牌子挺大，其实里面只有二三十个人。”孙有光与侦察员获取了大量鹤壁城布防信息，为后续鹤壁战斗打下了基础。
6月29日，孙有光随安工队在科泉镇集结准备参加安阳战役。来到科泉镇，孙有光看到“漫山遍野都是八路军”。“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八路军。以前在敌后工作，游击队的规模都不大，从没见过那么多八路军。”
战斗打响了！在攻打曲沟寨的过程中，孙有光为二团做向导，战斗中，他一度从登城云梯上摔进五米深的壕沟。在阻击公路上的敌人时，孙有光记得战士们冒着炮火“卧倒射击，前进！再卧倒射击，再前进！”攻打鹤壁前，部队雨夜里在山路上行军，为了不掉队，战士们把裹腿连了起来……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记载，安阳战役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被俘及反正、投诚日伪军25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使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咱们走过的路不能忘掉，那条路不是很顺利的，那是经过艰苦的奋斗打出来的。”回首往事，孙有光感慨万千。安阳战役的炮弹硝烟早已散去，但科泉镇漫山遍野的八路军身影，深深烙印在这位老战士的脑海里，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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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治宏,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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